建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历史影响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源自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繁荣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最早起源于巴蜀之地的茶叶发现、茶产业发展，茶文化传播，是中国人对世界一大贡献。得益于海洋经济和移民，闽台茶人率先将茶叶作为一种商品，开辟“丝茶之路”。福建最早之于世界的意义，乃是茶、瓷、丝，这恰好是19世纪中国被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三种重要商品。［1］福建茶叶对于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习俗、产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近代几大战争中，茶叶以一种更另类的方式影响时势。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建茶叶对世界文化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1 福建茶叶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结构
海上丝绸之路，最初由丝绸等贸易而起，中晚唐起陶瓷上升至出口货物之首位，称陶瓷之路；清代茶叶出口上升至首位，称丝茶之路。闽台茶人固执的认为，只有茶、瓷和丝绸三者的结合，才能传达中国式的声音。
福建种茶历史悠久。福建南安莲花峰有一处刻有“莲花荼襟”摩崖石刻，署“太元丙子”4字（即公元376年）。这一石刻比茶圣陆羽撰著《茶经》还早404年。晚唐以及宋代对建茶以及建安窑的推崇，让福建茶叶从此香飘九洲，长活在中国的茶话语体系中。建茶作为地方政府的贡茶，在晚唐开始显露名声。宋元时期，福建茶文化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北苑茶作为皇家御焙，持续458年，蔡襄、丁谓等人，在此精心制作龙凤团茶，倾倒朝野；私焙壑源茶叶，比肩龙凤；分茶、斗茶风流天下，大观皇帝亲为著作，提炼中国茶道；建盏风靡天下。闽中的茶种、茶器和制茶、品茗方法一同传至东瀛、朝鲜，成为日本茶道、朝鲜茶礼之源。明清时期，茶叶创新增多，开创乌龙这一最高的制茶工艺。
福建自古海运发达，为茶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唐代就开辟泉州刺桐港，明初辟漳州月港，清初辟厦门港。据《宋会要辑稿》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2］可见宋代开始，茶叶已经成为出口的商品。到郑和下西洋打开了茶叶之门，外销渐盛。福建茶人取代长期倒卖中国茶的契丹人，［3］先后把茶叶称呼从Kitan（契丹）转变到Boheatea（武夷茶），从chai（陆路传播对茶的称呼）转变到tea（海路对茶的称呼）。同时因为茶禁，海路尚未畅通之时，陆路已经出现，晋茶帮开辟了“万里茶路”，有利的推动了中欧经济的交流。
明末清初，茶禁松弛，福建省茶叶出口递增，最早以绿茶为主，以后武夷茶渐多，最终成为中国茶在欧洲的代称。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不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 1610年荷兰商人首次购到由厦门运去的茶叶。1644年英国托马斯卡洛韦（Thomas Garraway）在《茶叶的种植、质量和品质》一书中说：“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1689年，东印度公司委托厦门商馆代买茶叶150担直接运往英国。到18世纪初，我国茶叶出口地仅有福州、泉州、广州三个口岸。1699年该公司定购的茶叶有优质绿茶300桶、武夷茶80桶。1702年该公司载运的整船茶叶，松萝茶占2/3，珠茶占1/6，武夷茶占1/6。1751-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1678余万千克。其中武夷茶2363万磅（1063.35万千克）占总输入量的63.3％，在英国被誉为“东方美人”。许多国家对“茶”的语音也由厦门方言“Tay”的读音称茶为“Thee”。
1842年，福州、厦门成为中国五大通商口岸；北上的茶叶之路走向没落，被新的海上茶之路所代替。福建和台湾茶叶大量输出，促进了茶饮料在各地的普及，并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三大饮料之一。福州“闽海关”、厦门“厦海关”、宁德三都澳“福海关”，均为福建茶叶出口的重要港埠；广州、潮州、漳州、泉州、厦门等地茶帮兴起。光绪初年为福建茶业的最盛时期。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达80多万担（4万吨），约占当时全国年出口量的1/3。
2 因茶，福建拥有海上丝茶之路多主港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一系列港口网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每一朝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都会出现主要贸易港口和次要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4］因为茶叶的兴起和创新，福建在主要贸易节点中占有不可多得的多个位置。
2.1 泉州港——海上丝茶之路起点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识发起对丝绸之路的综合考察，认定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根据记载，南朝（420—589年）就有出口阿拉伯的茶叶从泉州港输出。早于马可波罗280年前就来到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在《光明之城》中说：“在城里的市场上，可以看到……一种用灌木的小叶子做成的饮料，那种东西在他们中间很受重视，不过尝起来都很苦。”［5］这种饮料就是茶叶。而光明之城就是泉州。宋政府在泉州设置专职提举宫，以管理包括建茶在内的对外贸易事项，又屡次“申严私服（武夷茶）入海之禁”、甚至严令“载建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