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闽传教士对福建茶叶的关注及其影响
福建武夷茶在近代享誉西方世界，在茶叶的对外贸易中，外商“且以武夷茶为中茶之总称”［1］，可见武夷茶在近代茶叶贸易中的地位极其重要。福州开埠通商后，传教士入闽，并且“这个团体（指传教士）的人数超过了商业团体”［2］。他们进入福建后，通过信件、日记、报纸等形式将他们对福建茶业的所见所闻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对补充地方文献史料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成为西方社会了解福建茶的重要渠道。当前学者们对晚清传教士与福建茶叶的关注较少，他们更多的是聚焦于同一时期传教士与鸦片贸易，以及传教士与禁烟运动，而对传教士与茶叶相关问题着墨不多，且多以个案为主［3］。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晚清来闽传教士对福建茶的考察记述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并阐明西方传教士对福建茶叶的记述对中国以及西方社会的影响。
一、早期传教士对福建茶叶的关注
近代早期的西方人获得有关福建茶叶的相关信息是经由当时来华传教的天主教徒。早在来淌考铀古炼ご铩た寺匙龋℅asperda Gruz）来华传教后，便著有《中国茶饮录》一书。克鲁兹记载到：“凡上等人家习以献茶敬客，此物味略苦，呈红色，可以治病，为一种叶草煎成之液汁。”［4］克鲁兹将茶叶描述为一种药物。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在晚年所写的日记中记载了饮用茶叶的益处和中国人的饮茶方式，而利玛窦日记在欧洲传播，进一步加深了欧洲人对茶叶的了解。16～17世纪，荷兰、葡萄牙两国积极与中国开展茶叶贸易，茶叶开始大规模进入欧洲。17世纪中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将武夷红茶作为嫁妆带入英国，促使饮茶成为英国宫廷的时尚。随着“饮食下移”，饮茶逐渐从英国宫廷传播到上流社会，再由上流社会传播到底层人群。19世纪后，茶已经成为英国的国民性饮料，并形成英国特有的“红茶文化”。在此过程中，福建作为著名的红茶产区，逐渐为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所知。
茶叶自上而下风靡英国社会，致使英国对茶叶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当时英国社会所饮用的红茶，完全依赖海外供给。“英格兰身为工业界、殖民界的超级强权，不遗余力欲掌握其他不可或缺之原料的生产，唯独未能掌控茶叶生产”［5］，因此，英国每年需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以确保茶叶的供给不中断。但基于利润驱动，这种不稳定的海外供对英国来说并不是长久之计。要想维持红茶文化的稳定发展，将茶叶直接纳入大英帝国的控制之下，才最符合英国的利益。以上因素要求英国去了解红茶栽培技术及制作工艺，并将红茶的培育与种植“复制”到其殖民地。换言之，所谓的 “红茶文化”，“从产生开始便带有一种以控制殖民地为导向的性格，富有攻击性及侵略性”［6］。基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的茶叶生产地——福建，被纳入英国人的视野。
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以搜集茶叶情报为目的，对武夷山茶区进行了探险考察。德籍传教士郭士力，早在一口通商时期便已经航行中国沿海各个省份，眨呛叫欣吹礁＝ㄊ。酉妹鸥廴朊龊螅傺靥ㄍ搴Ｏ肯蛏闲惺弧５诙欤且恢蹦娣绾叫校彼呛叫械礁Ｖ菔保愿Ｖ莸牡谝挥∠螅骸凹赣⒗锬诰褪遣枭剑汕贤虻娜嗽谡饫镎业搅斯ぷ鳌！保?］那天是复活节，郭士力本人因没有同圣徒们交流和离开基督徒团体而悲伤不已，但当他到达福州时却表现出了些许兴奋，“我们船上有出色的领港把我们安全地引进来。现在我们到达那个供给欧洲人消费的最大的茶叶出产地了”［8］。这是郭士力第一次航行福建所记载的报道。有了一次经验之后，1834年，他又同鸦片贩子戈登和美国传教士史蒂芬来闽探险，边传教边获取相关的茶叶情报。这几次的探险活动还被刊登在当时基督教创办的早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中国丛报》［9］上，记载了武夷山茶叶的生长环境、茶叶特征、茶叶的病虫害以及茶叶的销售状况等等相关问题，对当时英美两国来华贸易的商人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信息。且戈登根据此次的探险考察活动，随即表示：“为了降低茶之价格，并且为了替茶之栽培者寻求比广州更好的市场，他建议解决一切运输上的困难与危险，而把武夷山之茶直接运至福州。”［10］此时外商与中国的贸易活动被限制在广州，中国各省份的货物必须运送到广州才能与外商进行贸易，福建武夷红茶占据贸易份额巨大。当时的福建茶叶，要运到广州，不能通过海运的形式，而只能通过内河转运的形式到达广州后再出口到欧洲。武夷茶收购以后，集中在崇安星村、下梅而后运往江西河口镇，从河口镇进入鄱阳湖，几经辗转以后才能到达广州。“这条漫长的水陆运程，有人估计为1400多公里，约930英里，费时一两个月，沿线的挑船夫达数万人之多。”［11］运输花费的成本相当高昂，而传教士所搜集的相关情报，提前搜集了较为便捷的运茶之路的信息，“成为向英国外交部递交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2］。因此，早期传教士对福建茶叶的相关报道，是促成英国极力开埠福州作为通商口岸的原因之一。
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对福建茶叶的考察活动因清朝廷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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